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到2016年，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其实，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就通过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逐步确立了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行为基调。与此同时，美国竭力遏制本国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冲动，并将“追求市场开放战略作为其主要目标”。此外，美国在外交层面也利用贸易协定来稳定与盟友和战略伙伴之间的关系。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可谓是美国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重要特征，国际经济贸易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严格的经济问题，而非涉及安全问题的重大隐患。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霸权面临着衰退的危机。努塞巴·阿什拉夫（Nussaiba Ashraf）认为，九一一事件开启了美国霸权的世纪性衰落。2010年以来，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反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腾飞和政治自主性增强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使其衰退愈加明显。面对霸权危机，“泛安全化”（pan-securitization）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手段应运而生，从奥巴马执政后期到特朗普上台再到拜登任上，美国政府逐步扩大了国际政治中安全问题的范围。那么，在美国试图继续操纵国际秩序和规范的当今局势下，新兴崛起国家应当如何应对？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示范，其内核立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命运，为全球安全治理建言献策。针对美国的泛安全化行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能够予以回应，是重大且有效的战略思想。追求和维系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是霸权国家的夙愿，但是霸权存在周期，迟早会衰落。泛安全化则是挽救霸权衰落的一个重要手段。泛安全化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亦与霸权衰落诉求相契合，其外延是无差别的议题领域安全泛化，内涵则是对绝对安全和权力优势的无休止追求。霸权是“国际社会的某个国家凭借其禀赋优势所获得的一种支配性地位”，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权力。但是霸权亦如生命一般存在周期。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将霸权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霸权上升（国家致力于争夺经济优势）、霸权胜利（国家明显成为国际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霸权国）、霸权成熟（霸权国巩固其地位）以及霸权衰落（霸权国失去相对优势）。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了霸权的大循环，主要包括全球性战争阶段、世界领导者阶段、合法性消逝阶段和权势消散阶段。学者们对于霸权各个阶段的陈述存在差异，但他们描述的脉络大体遵循了生命周期的规律。而在霸权周期内，衰落成为学者们绕不过的话题，也是霸权国难以摆脱的梦魇。霸权是暂时的，所有霸权都逃不过衰落的命运。霸权衰落是霸权国或政治实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逐渐减弱的过程。这种现象通常伴随着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崛起，导致霸权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因此，崛起国或挑战国的存在可被视为霸权衰落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于引发衰落的动因，学界从不同视角作出了回答，主要可以分为系统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两种解释。系统理论以整体的世界系统为分析单位，包括世界经济理论和长周期理论。现实主义理论则集中讨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包括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们对于霸权衰落原因的探讨，凸显了霸权在维系自身相对优势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缺陷，暴露出霸权衰落的必然趋势。那么，当霸权国面临（似乎）不可避免的衰落前景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纵观历史，没有哪个霸权国会自愿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等自己一手创立的霸权体系衰落崩溃。莫德尔斯基在霸权的大循环理论中指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全球性战争决定了是霸主更迭（如1580—1609年西荷战争使得荷兰成为世界领导者）还是霸权延续（如在1792—1815年英国抵御了霸权的衰落）。因此，霸权战争体现了霸权国对于权势衰微的抗拒，它们不会甘心接受失败。前景理论对于霸权国的这种心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处于衰微阶段的霸权国倾向于冒险，以期挽回可预见的霸权衰落的结果。所以，当霸权国实力衰退且地位下降时，会努力保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霸权护持是霸权国维护霸权的实践。霸权护持指“维持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距离，将这种权力距离始终保持为一个霸权国认为是安全的常数”。因此，护持行为并非是霸权国特定时期的产物，而是霸权周期内的主要战略目标。对于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学界进行了诸多讨论，包括收缩、霸权统治、选择性接触、离岸平衡和多边主义，甚至采用军事手段，但这些手段并不能逆转霸权衰落的结构性压力，反而可能诱发新的危机，如收缩手段需要霸权国“缩减承诺，软化野心”，以尽可能地降低国际体系的负担。但是，更多的学者提出收缩会营造出放弃国际承诺的形象，进而对霸权国的信誉声望造成沉重打击。同时，霸权国所建立的联盟体系也会松动，甚至土崩瓦解。此外，霸权国的收缩意味着国际体系的某些领域出现权力真空，崛起国会借此提升其权力和国际地位，因此，收缩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有学者以美国霸权为研究对象，提出离岸平衡和多边主义可能是霸权国衰落阶段可供选择的手段，但两者均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具备可操作性。所以，“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或战略可以完全解释冷战后美国在单极形势下的政策”。而军事手段则无法抑制霸权的经济衰退和使其恢复综合实力，反而可能导致冲突和混乱的持续蔓延。因此，衰落阶段受权力转移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霸权护持的手段是有限的。相比之下，霸权国在掌握生存威胁话语权的前提下，不断延伸和发展安全化，实现议题与对象的泛安全化，不失为维系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安全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全不仅是客观现象，也被视为一种主体间观念性社会建构的结果。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权力结构得以彻底重构，全新的安全挑战、风险和威胁使安全概念及相关衍生内容被重新定义。安全化和泛安全化概念得以提出。安全化是“一个问题如何在语言上被描绘成存在的威胁”。通过这种行为，对于构成生存威胁的指涉对象采取非常措施，其典型案例为反恐安全化。在1994年至2004年间，全球范围内每年平均有5 000余人死于恐怖袭击，为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但经过美国政治精英的话语建构，恐怖主义袭击成为国家安全论述的重中之重，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将打击恐怖主义无限扩大化。泛安全化在学界惯常被定义为“非安全领域的‘安全化’过程或非传统安全领域过度的传统安全化表现”，强调它是“安全化在程度上走向极端的表现”。可见安全化和泛安全化这两个概念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区别在于分别突出了合理（适度）或过度安全化，而并没有根据“泛”的特征来界定。过度安全化与泛安全化并不等同，后者更加注重安全议题或领域的广泛性，包括在实质维度上由传统的军事领域拓展到经济、生态和人权等领域，在指涉对象维度上由国家安全延伸至社会、个人安全，在地理维度上由国家范围拓展到地区、国际和全球范围，而在风险维度上则超越传统的威胁，将主观感知进一步推广至脆弱、危机等。安全化内涵愈加稀薄，外延则不断扩大。维度间的排列组合使国际政治中关于安全化的议题出现了井喷，形成了泛安全化的现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泛安全化指“对于众多非安全化议题进行安全化建构，使安全的边界、范畴与维护安全的手段极度扩张，进而导致国家安全议程变得无所不包”。有学者通过较为生动的比喻，形象地展现了泛安全化特征，即安全泛化是将安全当作筐，几乎什么内容都可以放进去。由此，泛安全化“包罗万象且无所不及”。泛安全化的典型案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待中国崛起的态度。如美国国会的涉华议题呈现出泛化“中国威胁”“风险因应”和“提案种类”的泛安全化新趋势。再如，日本将安全、经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诸多议题与“中国威胁”组合形成泛安全化的对华政策。总之，安全化由倾向于公共问题（如恐怖主义）转化为安全问题，而泛安全化则强调使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化。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学者希望将安全化内容限定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领域，以防止泛安全化出现。然而，泛安全化在事实上跳出了安全化的内容限制。简言之，安全化注重达成或实现政策目标，泛安全化则强调拓展政策外延。泛安全化的外延是无差别的议题领域的安全泛化。从权力利益的内涵角度看，泛安全化则是狭隘地对于国际政治中“绝对权力优势和相对权力优势无止境的追求”和“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分配不均衡”，其本质是“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对绝对安全和权力优势的无限追求”。这就涉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配，尤以霸权问题为关键。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言，由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很少对于当前权力分配持满意态度，遂倾向于成为霸权。霸权是所有国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最佳方式。所以，（大国）权力分配的本质是对霸权目标的追求。国际社会中崛起国或挑战国的出现对于霸权国维持主导地位造成了威胁。尤其是进入衰落阶段后，霸权对于绝对安全与权力优势的追求更为迫切，因此也就将挽救霸权的希望寄托于泛安全化。通过层层剖析，泛安全化借助权力分配的桥梁，直击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衰落，在两者之间构建起联系。当然，非霸权国也存在泛安全化行为，但它更多地是服务于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博弈。尤其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中的泛安全化行为往往将矛头对准中国，将之视为“威胁代理”或“他者”。所以，泛安全化概念的外延是无差别的议题领域的安全泛化，但其内涵则是对绝对安全和权力优势的无限追求，突出地体现为衰落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挑战的护持行为。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衰落阶段霸权会裹挟诸如经贸、技术和网络空间等非安全议题进入安全领域并波及崛起国以外的诸多政治行为体，引发非传统安全的泛安全化。简言之，霸权衰落导致泛安全化。霸权建立伊始，霸权国承担起关键的经济和军事责任，以保证国际体系稳定。进入衰落阶段，体系成本使霸权国变得“臃肿”，而崛起国却通过“搭便车”等方式在体系中获得发展。伊莎贝尔· 格伦伯格（Isabelle Grunberg）认为霸权会形成投资困境、技术传播困境和搭便车困境等。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会逐渐缩小，但是，霸权秩序必须更多地服务于霸权国利益，否则就要进行调整。倘若崛起国获取了更大的相对利益或“维持秩序对于霸权国更加昂贵”，那么霸权国可能会从“其他国家受益最多的某些领域撤退（尤其是霸权的核心领域）”，并采取一系列强制惩罚手段以确保霸权地位。不过，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手段的施行需要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尤其在西方国家，对于某些议题的提请、讨论和批准过程较为漫长且易于夭折。政府如果愿意营造出安全危机，那么可以提高相关政策的合法性和施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在常规政治下难以接受的举措能够在安全化倡导下被认可，进而获得不成比例的关注和资源。例如，在霸权上升或稳定阶段，经济全球化被奉为圭臬，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化”的基本特征。但在衰落阶段，倘若霸权国希望逆转经济全球化，就需要通过构建安全威胁来充分争取国内国际层面的支持，推动形成“国际经济政治化”，甚至营造国际经济安全化态势。总之，安全化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成为霸权护持的重要方式。那么，泛安全化作为安全化的极端或异化形态是如何实现转化的？学者们认为，霸权具备同心圆特征——从中心到外围（或核心—边缘—半边缘），其中，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是霸权的内核，相应地，其他领域成为边缘或半边缘的霸权内容。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等学者强调，霸权“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比其他核心国家更强大”。所以，保证经济和军事优势成为霸权护持的首要任务。当其他国家触碰外围霸权内容时，霸权国可能不会大动干戈；但当崛起国或挑战国期望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分庭抗礼，获取主导地位时，必然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打压，泛安全化由此产生。在衰落阶段，霸权国受到崛起国的经济军事威胁，会将过去允许积极互动的领域和主体转变为安全问题或威胁。总之，霸权的同心圆性——中心边缘特征赋予了转化的动力，由核心的经济军事利益推及环境、人权等领域的安全化，如同水波涟漪一般。所以，霸权国在衰落阶段进行霸权护持就必须在己方创建的霸权体系中作出变化性决策——泛安全化，以保持相对实力优势和维系霸权体系的安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承认泛安全化并非霸权国衰落阶段的独有行为，非霸权国家也存在应对危机的非常措施。但是，在逻辑、经验和概念层面上，非霸权国家的实例并未反驳，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论断。在逻辑层面上，如果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进行霸权护持，那么会付诸泛安全化。此论断从逻辑上来讲是一个充分性命题，其简化的形式逻辑是“A→B”。在此条件下的规则是肯定前件（即“A”）就要肯定后件（即“B”）。但否定前件（即“-A”），不能否定后件（即“-B”）。崛起国在遭遇重大国际国内危机或其他大国（经常是霸权国或守成大国）遏制时亦推行泛安全化的经验事实，是否定前件但不否定后件——推行泛安全化。在经验上，对于非霸权国的泛安全化行为研究均与霸权国（尤其是美国）密切相关。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国家集团作为泛安全化案例探讨领域或议题的权力争夺，但背后仍蕴含着作为美国盟友打压崛起国的意图。如日本的对华政策布局特征就被总结为“辅美遏华”“助美制华”以及“联美压华”。所以，非霸权国惯常被卷入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争端。进一步言之，霸权国泛安全化会引发连锁反应，触发部分非霸权国的泛安全化。正如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所预期的，倘若美国单独应对中国挑战，那么会逐渐失去霸权地位。因此，需要借助盟友等政治力量帮助压制中国崛起，把后者牢牢锁定在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在概念层面，霸权包含全球性霸权与区域性霸权，其中区域性霸权是指某一强大的国家对于其他邻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或控制。约翰·米尔斯海默对于该霸权的产生作出了解释，即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全球性霸权，遂转而追求地区霸主地位。但是区域内也存在挑战者，也可能会引发泛安全化行为，如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紧张局势与安全泛化。实际上，无论是全球性霸权或区域性霸权，其内在逻辑是相同的，且后者往往是前者在地区层面的缩影或延伸。因此，本文聚焦于全球性霸权的讨论，但其结论适用于区域性霸权。泛安全化的发生机制仍然遵循安全化的阶段和过程。毕竟泛安全化和安全化主要存在着程度或议题数量的区别，所以安全化的逻辑是恰当的。安全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问题描述、受众接受和诉诸紧急措施。在问题描述阶段，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将某些问题、主体描述为对于目标对象或集体的生存威胁，通过指定威胁来促成某些问题受到重视，地位得以提升，甚至将其拔高至“最高优先级别”。在受众接受阶段，重点是受众是否相信或接受特定的对象确实产生了威胁。倘若从历史或现实的角度来讲，此问题能够触发受众的危机感受，那么顺其自然地形成安全化的态度。而诉诸紧急措施阶段则可绕过公开辩论和政治程序，对被放大为紧急处理的安全问题采取非常手段。本文在借鉴“安全化”三阶段的前提下，勾勒出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的传导机制，即“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在危机感知阶段，霸权国需要感知到威胁并对于所关注的具体对象国进行分析，以确定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等级，藉此决定后续手段和内容。霸权国会更多地关注崛起国对于当前霸权体系的挑战，较少关注实力与自身差距甚远的国家。所以，美国和加拿大从不担心彼此对己方的扩张，但中美虽然相隔万里，美国对中国却仍然抱着“以邻为壑”的态度。那么，对于霸权国而言，何种因素影响了霸权地位？其中，经济和军事两个主要领域对于分析权力结构变化至关重要。长周期理论强调了贸易优势丧失所导致的军事优势难以为继，此论断指出了霸权国的两大关键指标。因此，通过经济和军事威胁可以锁定具体的大国，并结合资源投入力度和适当的方式来弱化或彻底根除安全隐患。在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阶段，重点是通过构建话语叙事与背景内容以尽可能获取民众的支持。哥本哈根学派坚持认为只要言语行为得到合理的利用，那么安全化就能够修改背景内容，使其得到普遍的接受。蒂埃里·巴尔扎克（Thierry Balzacq）则提出逆向过程——安全化的相关描绘必须秉持与“外部现实”契合的原则才能使受众信服。倘若政治精英们毫无理由地提出某些安全政策，即使不会被受众们强烈反对也会引发质疑。在社会生活中，主体间存在关系必然会产生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政治精英与受众在安全化问题上存在双向互动；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对于受众的单向影响似乎占据上风。权力主导者或政治精英可以放大某个问题所涉及的安全内容，从而如愿地把某领域或话题安全化。“当精英们宣布某件事是安全问题时，它就是一个安全问题”，这并不是夸张。所以，国家安全化的政策内容并不是被自然赋予的，也不是基于对客观问题的解决，而是政治家和决策者精心指定的。他们将政治问题贴上诸如“威胁”“岌岌可危”或是“令人震惊”等标签，形成需要紧急处理某问题的态势。而在霸权衰落的前提下，国内需要建构出受到崛起国威胁的整体性声音，通过综合性话语叙事来调动社会公众意识和舆论。霸权衰落阶段的护持更容易引发国内各界的支持。与此同时，国际层面的压力和国内相关政策的倾向极为有力地强化国内的民粹主义，形成了安全威胁的反复建构。不过，这种做法可能会反噬国家，由下及上地影响国家对于安全问题的判断，进一步强化泛安全化的内容和影响，使安全问题持续处于高位。在泛安全化阶段，霸权国需要从安全内容和安全目标对象等可能议题或领域的角度去思考泛安全化的内容。在这个阶段，霸权国主要采取“主体—手段—客体”的简要过程来实现安全问题的泛化。由于主体确定为霸权国，那么对于安全问题的泛化就需要抓住手段和客体剖析，也即安全内容和安全目标对象。安全内容摆脱了传统的军事政治领域，拓展到诸如经贸、科技、网络空间、能源和民间社会人文交流等领域，安全目标对象也改变了霸权国对崛起国的传统模式，将安全化触手伸到了诸如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以及个人等行为体，甚至霸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和盟友也被牵连到霸权国应对霸权衰落的危机漩涡中。纵使学界对于霸权国的界定存在争议，但均承认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考虑到美国霸权仍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其确立为核心案例并探讨其霸权衰落阶段的泛安全化主张。循着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美国经历了感知中国“威胁”、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以及裹挟议题和对象的泛安全化阶段。其中一些关键节点须予以明确。学者们公认，九一一事件引发了美国霸权的实质性衰落，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达到顶峰。而“中国威胁论”话语较早可追溯到1992年罗斯·芒罗（Ross H. Munro）的相关论断，其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中明确提出“中国龙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并认为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自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在诸多领域和议题上对中国施压。中美关系骤变的根源在于美国试图挽救霸权地位，凸显了霸权国在衰落阶段的泛安全化倾向。霸权需要感知潜在危机，尤其是权力优势的流失。我们聚焦于经济和军事两个关键指标进行讨论。关于经济指标，如表1所示，中美两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数额占全球比重方面已经逐渐贴近。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已达20.51%，与美国仅仅相差3.21%。
经济实力差距急剧缩小迫使美国重新审视中国。首先，美国认为，如果对华采取和平友好措施，预期到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占全球比重方面会被中国超越与挤压。经济实力的下降只会加剧本国霸权的衰落。其次，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会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尤其是中国具备较为齐全的产业链且高端科技正在快速发展。最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严重“阻碍”了美国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推进新议程（如经贸政策和安全理念等），这无疑会使美国失去支配霸权体系的能力。此外，经济快速发展促使中国军费开支呈上升趋势，但与美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如图1所示，美国与中国的军费开支始终维持在3:1的水平。
但是，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并未缓解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恐惧。诸多智库和学者提出当前测算方法难以准确捕捉中国军事开支，例如新武器系统研发和太空防御能力成本的全面核算等与军事相关的关键活动、成本更低的关键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武装部队和武器工业人员）等内容会被忽视。与此同时，美国发布的2023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关注了中国在陆、海、空以及核武器方面的发展，指出中国希冀成为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卓越军事强国，并在进行诸多结构性变革。尤其重要的是，中美在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先进通信技术等新一代系统开发部署能力方面存在激烈竞争，且当前无法判断哪一方能够获得决定性优势。如若中国取得优势，必然对美国霸权形成弯道超车的可能。总之，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迅速贴近与迥异发展模式，以及可预期的军力竞争态势，造成了美国对于“中国威胁”和自身霸权实力下降的真切感知。有必要强调的是，衰落阶段也存在其他高速增长经济体对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挑战。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伙伴和最大的债权国，但是其经济挑战并没有导致美国对其泛安全化。首先，美国驻军的存在使日本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也无法被视作崛起国。其次，日本经济并不具备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条件，其军事短板也无法对美国霸权形成实质性挑战。因此，美国只需采用经济和贸易制裁手段即可有效削弱日本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引发了美国的“威胁”感知，在美国学界、媒体和政界产生了关于中国威胁的综合性话语，强化了其国内民众对安全化的诉求。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威胁”生产了多方面的话语叙事。在对比叙述层面，美国利用霸权国和崛起国身份差异渲染“安全威胁”。芒罗则将“中国威胁论”推到风口浪尖。塞缪尔·菲利普·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通过文明冲突论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对立起来, 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翻版。新现实主义学派也表达了对于“中国威胁”的忧虑。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守性现实主义一致认为，“中国是最有可能在21世纪初成为霸权挑战者的国家”。其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大力渲染“中国威胁”，并强烈地影响了其他学者。相关数据显示，美国大多数的学者均认为美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中国的崛起。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冷战并未终结强权政治，现实主义可能仍然是我们知识工具箱中唯一最有用的工具。所以，美国外交的底色始终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类比叙述层面，美国学者从历史经验出发构建中美之间的危险关系，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类比成为典例，“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成了国际关系中的“铁律”。同时，美苏冷战的历史经验也催生了新的冷战叙事。在反叙事层面，美国主流学者攻击“和平崛起”等理念，并压倒性地认为国际政治的逻辑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总之，美国学界通过话语叙事营造了强烈的“中国威胁”氛围。美国媒体作为深度影响社会的重要发声器，强化了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在对比叙述角度，美国媒体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严重“威胁”国际社会的国家。美国部分保守派记者将新冠肺炎病毒污蔑为“武汉病毒”甚至“中国病毒”，以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造成“压力”与“威胁”。在类比叙述层面，美国媒体将中国与历史上对于国际社会造成安全威胁的国家等量齐观。《纽约时报》评论员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把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现象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相联系，以此说明中国对于整个世界形成了“威胁”。在反叙事角度，美国媒体与学界持相同态度。如《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中国崛起不会是和平的，也不会融入当前的自由国际体系”。总之，美国媒体借助与国内受众的亲密联系，进一步使“中国威胁”观念传播到整个美国社会。美国政界对于“中国威胁”也作出了充分的话语叙事，以对比叙述强化反华立场和态度，如通过“搭便车”“忘恩负义”以及“窃取美国利益”等指责性话语引发国际和美国国内层面对于中国的失望反感情绪。在类比叙述层面，有些美国政客吸收了学界和媒体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和“日德民族主义隐患”等叙事，将“中国威胁”呈现于国家计划与公共权威场合之中。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国家”。在反叙事层面，将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视为“霸权威胁”，并对其他国家的客观公正评价进行压制。4.综合性“中国威胁”话语叙事调动了公众意识与舆论美国的军事安全、国防外交等部门更多地通过学界、媒体和政界被普通民众所接触与获悉，而它们通过竭力渲染“中国威胁”，将整个美国社会笼罩在缺乏安全的氛围之中。综合性话语叙事使美国民众逐渐接受“中国威胁”的存在，并以民粹主义等方式表现了出来。根据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6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此占比相较于2018年上升了14%。与此同时，仅有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成为国际主导国对于世界是有利的，该比例相较2018年下降了2%。正如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所言，成功的政客“构建世界，使他们能够获胜”。而美国政客通过不断地建构安全与威胁话语，以泛安全化破坏自由主义。阎学通将民粹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最大挑战，该思潮将“各个领域的事务说成安全问题”，致使安全概念严重泛化。而这些叙事蕴含着美国试图挽救霸权衰落的愿望，民粹主义则是寻求行为合法性的工具。总之，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渲染“中国威胁”，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民众的支持，为其广泛地推行安全化政策提供了支持。在美国，不仅国会两党和所有政府部门都抛下了过往分歧，达成了中国“构成多方面威胁”的共识，而且民众以民粹主义的形式反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贸易等行为，这为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推行泛安全化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基础。美国政府通过安全议题扩散来攻击中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时期针对中国的行政命令或公开话语则体现了泛安全化。议题领域间是存在联系的，我们希望尽可能清晰地呈现美国对华泛安全化的内容。第一，经济贸易领域。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特朗普以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等方面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提高中国商品货物的进口关税。而拜登政府则推动亚洲区域贸易框架谈判，力图打造“印太经济框架”，以拉拢其他国家，重塑国际贸易规则。第二，科技领域。2019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13873号行政命令，提出涉及外国对手的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2021年，美国商务部文件将“中国、俄罗斯……确定为外国对手”，形成针对中国等国家的技术安全化措施。2023年，拜登总统提请采取新的禁令措施以应对中国等国家在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和产品方面的“威胁”。第三，网络安全领域。网络空间作为继陆、海、空、外太空之后的“第五疆域”，其国家安全战略意义不言而喻。2018年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白宫《国家网络战略》文件指明了“美国人民及国土要免受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对手国家的网络攻击”。第四，其他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内容也扩展到医药、基础设施和关键矿产资源等诸多领域。在医药领域，2019年出台的《药品自足长期准备改革法案》强调了美国“依赖中国药品所导致的脆弱性”。2020年《美国医药供应链保护和加强法案》提出“制定对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键药物保密清单”，将医药领域上升为国家安全。在基础设施领域，特朗普政府通过13920号行政命令，提出涉及外国的任何大容量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交易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配套措施则是2021年美国能源部直接禁止中国供应对美国国防高度敏感的大容量电力设备。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特朗普政府通过发布13953号行政命令以应对“来自外国对手的关键矿产对国内供应链的威胁”。在拜登政府时期，白宫重申关键矿产和材料过度依赖外国资源和敌对国家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政府扩展了传统的霸权国只针对崛起国的做法，导致了目标对象的泛化，波及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以及个人层面。第一，国际组织层面。美国对于国际组织采取消极态度，甚至频繁“退群”。其中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典例。在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的钢铝关税违反贸易规则后，其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有效阻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非市场产能过剩，这会对市场导向的钢铝行业造成生存压力，也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国家层面。美国扩大了安全化的发难对象。特朗普政府时期，将矛头指向盟国并采取了一系列单边贸易措施。如对加拿大、欧盟国家、墨西哥和韩国等盟国的进口钢铝征收超额关税。再如，在汽车领域，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口号，美国对日本、德国和韩国等盟友进行制裁。第三，跨国公司层面。特朗普政府将华为、中兴通讯等科技公司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对于华为公司，美国在2019年认定其制造的电信设备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202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更是直接将华为公司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中兴通讯也被施以诸多禁令和限制。2020年6月，中兴通讯被FCC列为美国“通信网络威胁”。第四，个人层面。例如，美国司法部以孟晚舟未告知其金融机构“华为公司在伊朗业务真相”而指控她“威胁美国的金融体系安全”。相关报道也表示，美国声称孟晚舟及华为公司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霸权国衰落阶段的泛安全化引发了关于此行为理论预期和成效的思考。这些思考有助于理解霸权国在衰落阶段的诸多“反常”行为，洞悉当前世界政治局势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霸权遵循生命周期。任何霸权都难以逃脱衰落的命运。泛安全化作为霸权国挽救其主导地位的举措，不仅与理论预期悖反，而且成效也不足。理论预期悖反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洞见。该学派认为，安全化应当被消极地对待，而不能频繁地提及并使用。作为最佳的选择，人们应当关注去安全化。奥莱·韦弗（Ole Wæver）表达了对于去安全化的强烈赞赏，认为安全化应当掌握在受众手中，而不是任由当权者摆布。而泛安全化是去安全化的反向，明显违背了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期待。关于行为成效不足，有学者指出，泛安全化会扰乱国际秩序和规范并对全球化造成伤害。衰落的霸权国易受到紧张、不确定性和危机的困扰，从而偏离安全化内容并可能对安全形势作出错误判断。同时，博弈论的论断——“个人的理性选择会造成全局的非理性”也表明了霸权国从本国利益和权力出发制造安全泛化会导致国际社会的集体非理性。随着双方制裁措施不断累积和叠加，安全化困境可能产生。此外，泛安全化也会对霸权国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加速霸权衰落，这些影响主要包括资源浪费与错配（如干扰国家战略议程，挤压其他议题的资源配给）、处理对外关系迟滞僵化且生存空间缩小（如强化敌我关系，降低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与包容性）或者是国际系统与制度的反噬（如透支战略资源和安全政策外溢效应等）。总之，泛安全化作为一种短视行为，不利于长期保障霸权主导地位，反而会加速其衰落。相比之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地应对了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面对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和泛安全化战略，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此安全观是对传统狭隘安全内容的超越，通过融入“积极安全”内涵，提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和维护人类共同命运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核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命运的，有别于美国霸权护持的泛安全化行为。在实践中，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为国内安全提供了指导，也助力全球安全治理。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保障医疗卫生安全（如新冠疫苗供给等）、环境安全（如低碳清洁能源等实施）和网络安全（如“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等领域的重要国际合作平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相反，美国从霸权护持的角度出发，以“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口号掀起全球贸易战，严重阻滞了经济全球化的有序推进并破坏了已有重要成果。在理论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推进是对美国泛安全化的阻遏与反制。美国选择从重复博弈回到单次博弈，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再以全球化时代的“和平与发展”观念来审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应当以重复博弈的最优策略来予以回应。在面对美国的泛安全化挑衅时，中国前瞻性地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有效地应对博弈中的背叛行为。总之，实践中的大国情怀和理论上的科学特质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提供了保证。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局势下，中国更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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